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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話】何明:博聞強學啟智創新(下)

    發布日期:2020-11-29 07:51 哲學論文

      何明,男,1959 年生,云南大學特聘教授、民族學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云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思想戰線》編輯部主編、社會科學處處長、云南大學附屬中學校長、民族研究院院長、人類學博物館館長。受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民族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民族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成員、中國民族學會副會長、中國人類學會常務理事、泰國清邁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貼,為全國自強模范、中共云南省委直管專家,云南省民族團結進步先進個人。先后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比利時魯汶大學高級訪問學者。成果曾獲第二屆中國青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第六屆普通高校優秀成果獎等多種獎項。

      洪穎:接著“211工程”三期啟動了,您在三期民族學學科建設中既是設計者和領導者,也是實施者和執行者。請問當時云南大學民族學為什么要確立以“西南”“邊疆”“東南亞”為核心的學科建設格局?這對于云南大學民族學的發展又有什么樣的意義?

      何明:當時教育部對“211工程”三期學科建設項目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凝練學科方向,提出一個有明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內容的大型課題。經過反復思考,我們的題目定為“中國西南民族及其與東南亞的族群互動”,云南大學“211工程”三期民族學學科建設就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研究區域鎖定在中國西南與東南亞,而邊疆是中國西南與東南亞的連接帶。從物理空間上看,這是一個連續體;而從人文空間上看,這個連續體可劃分為“中國西南”“邊疆”“東南亞”三大板塊。

      中國西南,是云南大學民族學、人類學的傳統研究區域,無論是歷史研究還是民族學研究都有很深的學術積累,面臨的任務就是如何深化、如何創新。我把著力點放在提高民族志研究的水平上,強調田野調查要深入、細致、系統,增強規范性和學術性,實現從民族調查向民族學調查轉變;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完成的研究成果,要從調查報告向民族志轉變、從“淺描”向“深描”轉變,要有問題意識、理論對話意識和學術深度。

      “邊疆”這個概念在我的頭腦里縈繞了很長時間。在教育部基地中,有5個民族學基地,即設在中央民族大學的中國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設在蘭州大學和新疆大學的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設在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研究中心、設在四川大學和西藏大學的藏學研究中心和設在云南大學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其中,唯獨云南大學的這個基地有“邊疆”兩個字,我一直在思考其中所蘊含的學術意義。教育部發布的2008年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申報指南中有一個題目為“邊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與社會穩定”,我決定牽頭投這個標。課題立項后,我帶著課題組到邊疆地區做了一些調研,派出課題組成員到邊境地區做田野調查,連續召開課題組討論會,逐漸形成關于邊疆的系統化理解,認識到邊疆是非常特殊的區域,具有無限廣闊的研究空間,有意識地在西邊中心設立了“邊疆與跨國民族研究室”,在民族研究院設立了“邊疆學研究所”。

      東南亞研究,是拓展出來的新領域。民族學、人類學自誕生之時就以調查研究國外的民族、社會、文化為己任。傳到中國時,因為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早期民族學、人類學的研究要么轉向“家鄉人類學”做國內漢人研究,要么把少數民族當作“他者”來研究。20世紀50年代以后,國內的政治形勢不可能允許去做國外調查,民族學完全變成了少數民族研究。改革開放以后,越來越多的國人走出國門,中國生產的產品也出現在世界各國的商店。中國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原本以國外研究為己任的民族學、人類學更應該走出去做研究。我應邀去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開會,對我刺激很大的是他們的一面信息墻,其在地圖上標示出日本民族學做過研究的地方,除了中國、韓國、東南亞、南亞之外,遠及南太平洋島嶼、南美、非洲等地。我覺得中國民族學也應該這樣做。當時和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有一些溝通交流,他提出了“海外民族志”的概念,并組織他的博士生在許多國家做田野,我就在“211工程”三期規劃中做了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調查研究計劃。

      但事實上,云南大學民族學缺乏做東南亞國家調查研究的人才條件和學術積累。那么該怎么實施呢?當時我提出了兩個方案:一個是做跨國民族的研究。比如,你在中國境內做傣族研究,那就去東南亞國家去研究那邊的傣—泰民族;你在中國做哈尼族研究,那就去老撾、泰國做阿卡人調查。這種模式的可行之處在于,跨國民族歷史同源,文化相同或相近,研究跨國民族的老師對所研究的中國境內某一民族的歷史、文化習俗甚至語言都有些基礎,就方便開展對國外相對應民族的調查研究。另一個是尋找相關國家的合作。當然,東南亞國家的國情差別很大,合作伙伴并不容易找到。比如,泰國的高校具有較高自主權,經過多次溝通,獲得清邁大學的信任與幫助,合作很順利。緬甸當時是軍政府國家,軍政府統治下大學根本沒有自主權力。高校的路走不通,轉而聯系緬甸的華人華僑,支持他們來人類學博物館辦緬甸文化展,建立起了信任關系,我們的老師過去做調查得到他們的幫助。越南則是另外一種情形。一開始,我極力尋求高校及科研機構開展合作,跟河內國家大學、越南社會科學院、胡志明文化大學都建立了合作關系,就想借這些平臺把我們的老師送出去,但最后都不是很給力。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越南老街省文化廳的廳長陳友山,他是苗族,熱愛民族學和人類學,就請他來云南大學給我們的師生講越南的民族和文化,我們的老師和學生去越南做調查時也得到他很多幫助,順利地推進研究。這樣,我們把海外民族志推進到了越、老、緬、泰四國。

      我認為,云南大學的民族學在“211工程”三期有很大的提升和許多創新,建設成效顯著,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云南及西南研究實現三個“轉變”,即從民族調查向民族學調查的轉變、從調查報告向民族志的轉變、從社會文化的“淺描”向“深描”的轉變。二是開拓出新的學術空間——東南亞民族志研究,使云南大學成為中國民族學和人類學界最早推動海外研究的機構之一,是最先推出系列化的國外民族志叢書的兩個機構之一。三是突顯出“邊疆”在民族學和人類學學科中的位置。在全國民族學、人類學界,把“邊疆”作為一個學術群體關注的焦點并集中如此之多的師生開展調查研究,迄今好像只有云南大學民族學這樣做。云南大學民族學在邊疆的調查研究獲得了以前鮮為人知的許多社會文化狀況,提出了一些未能引起學界關注的論題,使“邊疆”從民族學的邊緣移到了中心。

      洪穎:云南大學在這一階段推進的東南亞研究,也是“海外民族志”的具體實踐。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您是怎樣評價的呢?

      何明:我看到過也聽到過對云南大學的東南亞民族志研究的批評,一種說我們做的不是“海外民族志”而是“山外民族志”;另一種說我們做的是跨境民族研究而不是“海外民族志”。我覺得這些批評都不得要領。理性地說,學術評論應以深入的研究為前提,對評論對象沒有必要的研究就沒有資格做評判。

      所謂“山外研究”說,聽起來很幽默,其實缺乏基本常識。的確,云南是內陸省份,與越南、緬甸、老撾山水相連,沒有海洋相隔,去東南亞大陸國家完全可以走陸路——“over land”,不一定非要“over sea”。如果從字面意義上理解,東南亞大陸國家對中國來說都不是“海外”。但眾所周知,“海外”的所指為“境外”,或者說與“境外”是同義語,所謂“海外華人”“海外華僑”的“海外”,無疑都指代境外。因此,“海外”是一個政治空間概念,而不是物理空間概念,根本無須大海相隔,也不需要大山相隔,哪怕就是連成一體的一個村落,如果國境線在村子里,國境線外的那邊就是“海外”。

      所謂“跨境民族”說,乍看似乎有道理,《東南亞民族志叢書》中已出版的民族志,研究的都是跨國民族,如泰國和老撾的阿卡人、泰國的拉祜、越南的苗等,稱為跨國民族研究也不錯,但否認其為“海外民族志”則不能成立。從空間上看,研究的場域是在老撾、泰國、越南,是“海外”之地;從研究對象看,這些人群長期生活在中國之外的國家,大都獲得了外籍,是“海外”之人。去國外調查研究與國內某一民族同源的群體,表達了我們東南亞民族志的問題意識,這就是討論民族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比較同源民族在不同國家所形成的社會文化差異,探討國家如何型塑民族。

      事實上,云南大學的東南亞民族志研究沒有完全限定在跨國民族上,一批調查研究緬族等非跨國民族的民族志將陸續推出,更重要的是一批年輕的東南亞國家研究人才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將是“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主力軍。我們做東南亞研究更大的學術追求,是想突破傳統上民族學、人類學在前民族—國家、甚至無國家狀態下的區域展開研究而形成的研究范式,適應現實狀況,建構民族—國家背景下的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的范式。

      云南大學的東南亞民族志研究與北京大學高丙中教授組織的“海外民族志”具有明顯的區別,在學術取向上,我們是民族學取向,關注民族、族群;高老師是人類學取向,關注的是公民社會;在國家的選擇上,我們集中于大湄公河次區域國家,也就是說是一種區域研究或“面”的研究,所調查研究的國家及其民族之間在地理、社會、文化等方面存在關聯性,并與云南具有直接的相關性;高老師做的是“點”的研究,范圍遍及北美、南美、西歐、東歐、東南亞、南亞,但大都選擇其中的一兩個國家,追求的是論題的關聯性。這兩種類型的國外民族志研究各有優長和不足,客觀上具有互補關系。應當承認,高丙中團隊的專業訓練、理論訓練、民族志的規范性和深度、學者研究的專門化和持續性強于云南大學的團隊,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洪穎:以前的學科建設存在著重學術研究輕人才培養的傾向,近年來,國家對人才培養越來越重視,學科評估也把人才培養列為重要指標。云南大學能夠雄踞全國前兩名的位置,與學生培養質量也有密切關系。您能談談在民族學人才培養方面所開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嗎?

      何明:我一直認為,培養人才是大學的基本職能,是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是教師的核心工作。說實在話,論文多一篇少一篇、著作多一本少一本,一般情況下對國家、對社會、對學術并不會產生多大影響,但人才培養做不好,會影響一群人的一生,所以必須認真對待。

      我剛到民族研究院時,本科已停招,只有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培養,我就著重抓了四個方面的工作。一是課程建設。我理解研究生課程與本科生課程的最大區別在于“研究”二字,只有自己有研究的教師才能把研究生的課程講好。因此,對于基本理論和方法類的全院必修課,我要求按照“一課多師”模式組建教學團隊,根據學科的知識、理論及方法模塊選擇專于某一領域研究的教師講授。二是強化田野訓練。云南大學的研究生培養經費是全校統一標準,無論是否需要實訓,因此原來院里都由導師自主決定是否自籌經費做田野,學生的田野訓練得不到保障。我認為這樣不符合民族學人類學學科的人才培養規范,于是就由院里統一安排研究生的田野調查,經費由院里想辦法籌措。在研究生第一年的寒假安排田野調查實訓,而且要求除中國少數民族史之外的其他民族學二級學科的研究生的學位論文必須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三是長期聘請外教授課。盡管云南大學沒有支持聘請外教講授研究生課程的經費,我們還是想方設法籌措資金,先后聘請了英國、美國、韓國、比利時等國家的民族學、人類學專家來校為研究生授課,保持每年至少有一名外教講授一門課程。四是堅持質量標準,嚴格培養過程管理。我來院里后決定統一由院里安排研究生開題和答辯,根據研究選題聘請答辯組成員,而且要求答辯委員認真把關,嚴格要求,一視同仁,達不到基本標準的論文一概不得通過,要讓學生對學術有敬畏感。為了保證博士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民族研究院在全校最早實行學位論文預答辯制度,是唯一一個堅持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的學院。嚴格的標準、嚴密的程序,保證了研究生的培養質量,有一大批學位論文獲得云南省優秀碩士、博士論文獎,迄今為止沒有一篇博士論文抽查不合格。

      研究生培養模式創新的另外一項工程就是自2009年開始舉辦的“教育部民族學與人類學田野調查暑期學校”。2008年向教育部申辦獲準,2009年暑假開班,到現在已經連續辦了9年。每屆確定一個主題,圍繞主題進行5天的課堂培訓,聘請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授課,之后分成若干個調查組到云南農村做20天的田野調查訓練?,F在,這個暑期學校已成為面向海內外招生的研究生訓練營品牌,學員除了國內各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生及青年教師外,還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比利時、緬甸、泰國、越南等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

      到2009年, 民族學本科專業開始恢復招生。當時教育部第二次學科評估結果出來了,云南大學民族學得到第一名,我就和分管教學的副校長說,這樣的一個學科沒有本科是很大的缺憾。但是,按規定研究院不能招本科生。后來和人文學院商量,以人文學院的名義招生,但所有教學管理由民研院負責。對本科生的培養,主要有三項創新性的工作。一是實行本科導師制。每位青年教師每年帶1~2個本科生,其職責是“導學業、導生活、導思想”。二是加強實踐能力訓練。在課程中增加了實習實訓內容,如田野調查方法、攝像技術、影視人類學等;一年級就安排兩三天的短期田野實習;之后,由指導老師帶隊到農村接受一個月的田野調查實訓。為了規范田野調查實訓,還組織編寫了《田野調查指導手冊》。2009 年支持本科生創辦了學術刊物《田野》,由學生組稿、編輯、設計,老師參與指導。三是推動課程建設,獲準主持教育部“國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與研究工程”重點教材項目兩項:王文光作為第一首席專家的《中國民族史》,我作為第二首席專家的《人類學概論》;此外還申報立項了一批省級和校級精品課程項目和教材編寫項目。

      民族學本科專業恢復時間不長,但專業建設成效比較顯著。表現之一是學生的創新能力非常突出。學校每年招標“大學生創新創業計劃項目”,全校文科設50項,大四學生不得申報,民族學專業三個年級學生有60多個人,與全校三個年級6000余文科學生競爭,基本每年都能夠獲準立項八九項,以百分之一的學生人數獲得了五分之一的項目。2014年民族學本科專業獲準為云南省教育創新人才培養基地,這是全省文科第一個基地。民族學、人類學課程群教學團隊還獲得了云南省優秀教學團隊稱號,2016年獲得云南省教學成果一等獎。

      除了專業課建設,我們還做了一些公共課或通識課。作為從事民族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我們有責任有義務讓更多的青年大學生認識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國情,養成尊重文化多樣性的素質,培育維護民族團結的意識。從民族學學者的角度說,我們有責任有義務讓非民族學、人類學專業的學生了解這學科,擴大學科影響力。因此,在我以前做的生態文化研究基礎上開了一門視頻公開課《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智慧》,被評為省里的優質視頻公開課,后來又是全國的優質視頻公開課,最后再把它做成慕課。之后,又建設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這門課,被列為云南省精品課程,后來被評為全國優質素質課,兩年前做成“中西部大學課程聯盟”慕課。這兩門課程都進入智慧樹在線教育平臺,每輪的選課人數均在6000人左右,現在正在洽談進入更大的一個全球公共課平臺——清華在線學堂MOOC。

      洪穎:2015年底您卸任院長,但是作為民族學學科帶頭人,您還是一直主持、引領云南大學民族學的發展。不久前公布的教育部“雙一流”建設高校名錄,云南大學榜上有名,民族學被列為 “一流學科”建設目錄。請您談談對此的看法。

      何明:云南大學進入“雙一流”大學,民族學成為云南大學兩個進入“一流學科”建設的學科之一,證明了高發元書記倡導的建設思路是正確的,也證明了我所主持的民族學學科建設的方向和成效獲得專家們的肯定,我感到非常欣慰。

      教育部對“雙一流”建設的期望很高,給“一流學科”建設確定了相當高的目標,不僅要求國內領先,還要求進入世界一流學科的行列。按照教育部“一流學科”建設要求,民族學建設重點在取得標志性的科研成果、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強化社會服務能力、提高師資隊伍水平、擴大國際影響力等方面。如果建設目標和建設任務能夠實現,云南大學民族學的學科肯定會實現跨越式發展,能力和水平會躍上新臺階。當然,民族學一流學科建設的任務相當繁重,而且具有極大的挑戰性,按照常規模式推進,肯定無法完成,需要學校下決心進行大力度的改革,突破現有管理體制和機制的束縛,為一流學科建設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否則建設方案就是一紙空文。

      洪穎:您在云南大學民族學學科建設、團隊建設、人才培養和行政事務管理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仍然在您自己的學術研究上取得了矚目的成績,您能談談您自己的學術研究嗎?

      何明:我自己的學術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業余”,我一直以單位的事、集體的事、學科的事放在優先位置,之后有時間才做自己的研究;二是雜亂,涉及太多領域。當然,亂中若隱若顯地有一條主線,就是社會文化整體觀。開始做研究就有這樣的認識:只有把所研究的問題放在它的社會文化系統里面來看,似乎才能看得明白一點。那時候也沒有接受什么文化整體觀、社會體系之類的理念,只是感覺到任何問題都與其社會、文化、歷史背景有關,就按照這么一個思路去做學術。大致上說,我的學術研究有這么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研究。我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前后做的研究大致上可以歸為文化研究。其中,最早研究的是中國古代審美文化,體現在我的《詩性邏輯與詩化美學》一書及系列論文;之后,超出審美的范圍,開始做中國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研究,與廖國強合著的《中國竹文化研究》《竹與云南民族文化》,與吳明澤合著的《中國少數民族酒文化》,與廖國強、袁國友合著的《中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等幾本書,可以歸入這一類。其間,做過文化與思維的理論研究,有與趙仲牧老師合作的發表在《哲學研究》的《論思維的類型》和我自己撰寫的《漢語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等論文。

      二是昆明城市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做了一些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比如參與了謝本書教授主持的中華基金項目《近代昆明城市史》,并完成了兩章的撰寫,我與卿前峰合著的《昆明城市研究》,我的博士論文《滇池流域的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變遷》,滇中城市群和小城鎮建設等成果也屬于這一類。

      三是藝術人類學研究。這個領域從2001年就開始關注,但直到2005年以后才開始發表論文,對藝術人類學的理念、構架、方法等做了探討,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指導一批博士生做研究,我和我的學生在2005年至2007年集中發表了一批論文,當時在國內藝術人類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遺憾的是未能持續做下去,未能把專著寫出來,基本思路和主要思想體現在我和我的學生合作編著出版的《藝術人類學研究叢書》之中。

      四是民族社會文化變遷研究。2000年以后時常會到少數民族農村做一點調查,感受最深的就是變化太快,于是以“當代少數民族農村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為題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開始了這個領域的研究。少數民族社會文化變遷的動力來自何處?當然是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而從學理上表述,“全球化”可能是最具有概括性、最簡潔的概念。為此,撰寫了一批論文,主編了幾本書。這個領域包羅萬象,一定程度上看,無論是我獨立撰寫的還是與學生合著的研究少數民族的論文,大都可以歸入這個領域。

      五是邊疆與民族問題研究。2008年以后開始關注邊疆問題研究,恰巧申報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邊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與社會穩定”獲得批準,開始做邊疆問題的思考與調查,發表了一批論文,與課題組成員一起完成了課題書稿。同時,開始關注中國的民族政策和民族關系,寫了幾篇文章,2017年獲準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我國的民族團結和民族關系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帶領課題組赴新疆做了一些調查,最近會抽出一些時間做這方面的調查研究。

      六是民族學和人類學學科建設和理論方法反思的研究。2006年以后,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關于民族學的學科定位、反思民族志等方面的文章。

      總之,我對我自己的學術研究非常不滿意。將近20年的時間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行政事務和學科建設上,許多思考和研究計劃總是無法集中時間和精力完成。2015年年底卸掉了行政職務,原本想可以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學術研究計劃,不料剛想找回研究狀態又被學校拉去做一流學科建設。未來我自己能做出什么樣的成果,只有走著看了。

      洪穎:您說您是學術流浪漢,其實梳理下來,我們看到您的每一次研究轉向、領域拓展,都是有關聯的。通過您對自身學術歷程的回顧和對云南大學民族學20年來發展情況的介紹,我們為您這個學科發展的艱辛而動容。向為此付出心血的前輩致敬,更折服于您為師治學的真誠和嚴謹、引領學科的睿智和擔當。云南大學民族學發展史會銘記這濃墨重彩的一筆!

      本書精選了24位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者的學術訪談,以趙捷、林超民、尹紹亭、李國文、楊福泉、鄧啟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區的第三代人類學學者為主,亦收錄曾在云南求學或工作過的日本學者秋道智彌、橫山廣子教授,澳大利亞唐立教授,美國學者施傳剛教授,中國臺灣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訪談記錄。訪談中,他們不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經歷、調查足跡和成長軌跡,也談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學、人類學調查,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學學科建設的議題,以及對整個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觀察與展望,觀點精彩,視野開闊,充分展現出一代人類學學者的學術追求與思想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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